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沛德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師長。對他的為人為文，大概不是區區幾千字就可以說盡的。日后一定會有人用大規模的文章——直至用書來說，因為他的意義與價值擺在那兒。

宏觀批評與微觀批評并舉

沛德先生年僅十六，就以“培得”為筆名獲得寫作獎。他與文字的結緣其實還要早。他的一生注定了要與文字結伴同行。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所學專業——他學的是新聞專業，比如工作單位——他的工作單位差不多都是一些文化機構，比如某些重要領導對他良好的秘書資質的欣賞——他沉穩、細心，對方針政策能準確領會并擅長一種特定文體，所有這一切，都成了秘書人選的條件。即便是后來從秘書崗位移至領導崗位，也因為他多年起草文件與起草報告而形成的良好口碑，依然還是不斷參加重要文件和重要報告的起草，區別在于：他不再是純粹的秘書，而是文件和報告起草班底的負責人。因為升至領導崗位，后來他要經常自己為自己寫報告了。但無論是為他人寫報告，還是為自己寫報告，他都得站在一個俯瞰全局的立場上?！耙挥[眾山小”的姿態似乎成了他一生的寫作姿態，宏觀性的寫作便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文件、報告是宏觀性的，這自不必說，他寫的大量批評文章，也是宏觀性的。這還是與他所處的地位有關。他長期處在文學工作的領導崗位，他關注和研究的大多是一些全局性的文學問題，是文學的走向，是文學思潮的演變與各種重大的文學現象。他的眼中不是一位或幾位作家，也不是一部或幾部作品。他看到的是浩浩蕩蕩的“隊伍”和林林總總的創作。我們會在他的文章中，數次看到作家的名單，有時這些名單列舉的作家多達上百人。當我們仔細察看這一份份名單時，不免會感到驚訝：應該提及的，幾乎沒有遺漏。而且，這些名單上的人員排列也很嚴謹，其先后順序，大致上與他們當時的創作成就和文學地位是一一對應的。這些名單似乎讓我們看到，他一直在高處默默地觀察著、辨析著、沉思著。不要小看這一份份名單，它們對于他作出關于文學形勢和狀態的評判十分重要。單就這一份份名單，我們就可以做一篇有關沛德先生的嚴謹、認真，其判斷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文章。

這些宏觀性的批評文章，部分是他的主動寫作，部分是被動寫作，也就是說是受他人之邀或是請求而為之。因為他所處的地位以及人們對他的判斷力的高度信任，一些重大的學術會議和重大的書系出版，往往都需要他的聲音，仿佛非他的聲音不足以匹配這些重大的學術會議和重大書系的出版。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文章：《回眸與前瞻——縱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兒童文學創作態勢與隊伍建設》《開拓·探索·創新·嬗變——新中國兒童文學60年的一個輪廓》《改革開放30年兒童文苑十二景》《兒童文苑百年精品大展——略談〈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書系〉的特色和價值》《七十年童話創作多姿多彩——〈兒童糧倉·童話館〉序》《繁榮邁向新世紀的幼兒文學——〈中國新時期幼兒文學大系〉序》等。我們光從這些文章中標出的時間跨度就可以看出它們所具有的十足的宏觀性。這些文章一般都不是長篇大論，大多為提綱挈領式的表述，其觀點極具概括力，且很精準。這些看似簡單的文字，其背后是他多年的觀察和思考，是他宏觀性思維的產物，也是因為他的角色——這個角色占盡了觀文學萬千氣象的天機。所以，他便自然而然地成為這些文章的書寫者。這是他推脫不了的，也是我們的選擇。

當我們更多地了解了沛德先生的文學批評之后，我們會同時看到他的另一種批評：微觀批評。在大半個世紀的文學觀象中，他的目光一直在掃視與凝視之間變換著。他的目光既在大局移動，又在大局的局部停留。他一年里頭會參加很多作家個人創作或一部部作品的研討會，或是給一部部著作和作品寫序與評論文章。他的嚴謹是無時無刻不在的，既然答允人家，便從來不會敷衍了事。這是他為人做事的態度。他一定會仔細研讀那個作家的作品，然后形成發言稿，那些發言稿其實已經是文章。我們可以從這一批文章中看出他對言說對象的認真細讀。這些細讀，大至對作品主題的搜尋與挖掘，小至對作品遣詞造句的琢磨與品評。他會細析作品中的一個單詞，一個短句，一個細節，一個意境，一個很藝術的結構安排。我們在這些文章中看到了沛德先生的另一種姿態——由一種手握望遠鏡瞭望文學大象的姿態轉為凝神觀察顯微鏡下的文學具象的姿態。他的這些微觀性的文章，對于那些書的作者的文學創作有著實實在在的啟迪作用。

宏觀與微觀在沛德先生這里是辯證法的同一范疇。他的宏觀離不開微觀——微觀是宏觀的基礎，宏觀性的結論來自于無數微觀性的觀察，而宏觀的開闊視野使得微觀有了看清物象的亮光，從而使作品被“看破”“看透”，被準確解釋與揭示。

一種文體：束氏文體

沛德先生起草了多少份文件和報告，他自己又在多少個場合做了多少次報告，大概連他自己都不一定能夠清楚無誤地統計出一個數字。許多文件和報告，或是他作為秘書的工作而完成的，或是“集體寫作”，都不能劃為他的“私有財產”，而只能作為“公共財產”，永遠不會出現在他個人的著作中。他經常戲稱自己是一個“打雜的”“跑龍套的”“跑腿的”。其實是自謙。他在大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一直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起草文件和報告。他做了“大半輩子秘書”。這些活兒不是一個人只要文字能力強就能干得了的活兒。它是一種需要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干得了的活兒。它有它的路數，它有它的格式，它有它的修辭方式?？偠灾?，它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兒——這種活兒怎么說也不是“打雜的”“跑龍套的”“跑腿的”活兒。這些活兒對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所產生的作用和具有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也許會看得越來越清楚，相信后面的文學史寫作者會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

文件和報告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在多年的寫作中，他對這樣的文體早就駕輕就熟。也正因為如此，他被定格在了文件和報告的寫作上。人們信賴他在這方面的能力和經驗。他參與了許多重要文件和報告的起草。久而久之，他的寫作風格也就慢慢定型，即使寫作非文件非報告的文學批評文章，也都有這種文體的特征。加之他的“領導”和“官員”的位置，他出席任何會議——研討會、新書發布會、兒童文學年會以及各種各樣的會議，都無法成為一個普通的文學批評家。他被人戲稱為“文件作家”。因為語境規定了他的角色。而且這些會議，也常常事先說定了：他要作為領導講話。

因為這些原因，沛德先生的批評文章就成為一種與眾不同的批評文體。我們姑且將其稱之為“束氏文體”。

這種文體在總體風格上是莊重的——所有的文件和報告都必須莊重。沛德先生的批評文章絕不板著面孔講話，也沒有居高臨下的咄咄逼人，但很少笑談，更無輕飄之言辭。他對問題的探討與表述，始終都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無論宏觀性論述還是微觀性闡釋，一如他這個人的風格——他為人親切，但永不失莊重。

文章結構嚴謹、條理分明，這是一份好的文件和報告必須要做到的。我們在看沛德先生的批評文章時，會感覺到他對許多問題的論述非常透徹，但絕無晦澀難懂之處，更無矛盾和邏輯混亂之處，一個觀念一個觀念，或是并列關系，或是隸屬關系，都十分清楚，絕無廢話和多余的論述。這是一種功夫，而這種功夫與他多年起草文件和報告一定有關——是起草文件和報告練就的，然后自然用在了批評文章的寫作上。

這種文體的文章與學術性文章的一大區別是：不引經據典。而學術性文章——越是符合學術規范的文章，就越要引經據典，如果文后沒有足夠數量的注釋，那么它的學術性便一定會遭到懷疑。但文件和報告的寫作則不這樣。當然也有典故性的論據穿插其中，但它的心思不在論證。文件和報告所說的就是不容置疑的結論性觀念，這里只是明確表述出來，是無須論證的。我們看沛德先生的批評文章，其中有時也有少數典故和名人名言的引用，但都不是學院派批評文章那樣一種意義上的引用，也不是那樣一種格式上的引用。我們幾乎看不到沛德先生的批評文章后面的注釋，就像我們看不到文件和報告后面有注釋一樣。沛德先生一生與書結伴而行，始終在意閱讀。他又是一個博聞強記之人——我們在閱讀他的那些“文學界大事記”和歷史細節以及他與文學界人士交往細節之記述時，可以得到這一深刻印象。距今已經很遙遠的時間、地點、場景他都能記得清清楚楚，比如對陳伯吹先生拿出60年稿費設立“兒童文學園丁獎”的若干細節的記憶。有這一切，按理說，引經據典于他而言，當不在話下。但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他伺候的并不是這樣一種文體。我們好像聽到了他的心語：我說的是事實，是常識，是公理，因此無須旁征博引。其實，我以為真正的原因，還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那樣一種文體。

沛德先生的批評文章，也很少使用時髦的學術術語。這可能還是與他擅長的文體有關——那樣的文體通常是不習慣于摻入太多術語的。

沛德先生的批評文章就是這樣一種文章。這種文章很容易讓人明了種種關于文學的觀念，其批評效力非常實在，并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傳統理論資源的承續

沛德先生以他的文學批評證明了傳統理論資源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因為時代、專業、工作性質、年齡等原因，沛德先生的知識結構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已經基本形成，后來的漫長歲月，使他的這種知識結構更趨于完善。如此知識結構表現在文學批評上，注定了這種批評是一種社會歷史批評，而且是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這種批評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而中國的社會歷史批評的最重要的話語資源來自馬克思主義。當然還有泰納以及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文學思想。

我們從沛德先生的文學批評中看到了這種批評模式的幾乎所有特征。

沛德先生始終認為，文學是有基本規律的。無論在他的報告還是在他的批評文章中，他多次強調：我們必須遵照、遵循文學的基本規律。他既將這一點看成是文學領導部門必須堅守的原則，也將這一點看成是他文學批評的宗旨之一。多少年來，他實際上一直在回答這些規律的內涵是什么。他的批評中所呈現出的各個維度，實際上都是“規律”的具體條目。他對這些條目始終是堅信不疑的，幾十年來一直將這些條目作為衡量文學作品的基本尺度。之所以沒有片刻的懷疑，正是因為他堅定地相信文學是有規律的。這些規律是永恒的，是不可違背的。

后來在中國興起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絲毫沒有影響到沛德先生。

現代主義者是反本質論者。他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千古不變的規律，一切皆流，因此文學是沒有恒定不變的標準的。這在沛德先生看來，是根本不可接受的思想。因為他在骨子里是一個本質論者——這個世界一定是有本質的，我們的所作所為就是接近本質。這是他所接受的傳統的知識系統明確告知的。我們可以從他的所有文字中看到，他在后幾十年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風起云涌之時，始終保持冷靜的態度，幾乎沒有接受任何現代主義的觀念，我們在他的長長短短的文章里，幾乎沒有看到一絲現代主義的痕跡，有的只是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的話語。

這種批評強調文學與時代的關系?！皶r代”這個字眼顯然是沛德先生的愛詞，會時常出現在他的報告與文章之中。在他看來，文學反映時代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投身于時代是必要的姿態。幾十年來，他一直沒有停止過呼吁作家與時代同行，與時代共生。因為在他看來，這是文學的生命所在。這一思想，是這種批評的基本思想。

這種批評并非對文學的藝術問題視而不見，相反它始終在意文學的藝術問題。在觀照文學的藝術問題上，它有完整的話語系統。美感、典型化、莎士比亞化、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歷史……這些都是沛德先生所熟悉的范疇和觀念。他的大量的文學批評，特別是在評價一個作家或者一部作品時，幾乎都有對那個作家和那部作品所進行的藝術分析，并且非常仔細。他對李東華的《焰火》所寫的批評文章，只是一篇短文，談論的幾乎都是這部長篇小說的藝術問題。情節安排、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樸素修辭、設置懸念、內心獨白，他都談到了。他寫在《城南舊事》出版50周年之際的一篇文章，所涉及的話題基本上也都是在探討文學的藝術問題?！耙皇且湎晟畹酿佡洝薄岸且莆找孕∫姶蟮乃囆g本領”“三是要把握文學以情感人的本質特征”“四是孜孜以求久遠的藝術魅力”，這些樸素的觀念，都是有關藝術真諦的。而所有這套話語，都是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構建的。

沛德先生早期的文字，距今已經過去大半個世紀，而我們今天再看這些文章中的觀念時，依然覺得它們是有效的。相信他后來——直到不久前出爐的文章中的若干觀念，等到若干年后再看，也會發現它們是有效的。道理可能很簡單：這些批評的話語，是研究、總結經典作品之后而逐漸形成的。除非經典死亡，這些話語才會死亡。從今天來看，看似沒有“新意”的它們依然是合法的、有效的。

沛德先生多次說到自己的觀念是“老生常談”。這句話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他覺得他所說的話語是并不新鮮的“老聲”；二是說，他已經不止一次地說這些話語了，已成“老聲”。既然他覺得他所說的是“老聲”，他也多次說到這些“老聲”，那為什么還要說呢？那是因為他覺得這些“老聲”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應當強調的。他別無選擇。

20世紀中葉，懷疑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洶涌如潮。凡從前建立的各種話語系統必須遺棄，一切都要重新開始。禮崩樂壞，已是躲閃不及的景觀。其實，這并不是理性的態度，而是一種非理性的情緒。沛德先生在這樣一種時代風尚中，沒有動搖，依然走自己的路——一條行走的人群日益稀疏的路。這可能與他的知識結構已經定型有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可能與他的性格有關。沛德先生平易、隨和、可親，這是他留給我們的日常形象。但他的性格里有著無聲的執著和堅忍不拔，我們可以從他的個人小傳以及他有關風雨如磐歲月的回憶文章中深切地感受到他性格的另一面——這種性格似乎早在他少年時代就已形成。

沛德先生的成功堅守，使我們想到了一個充滿辯證意味的道理：深刻的保守也是一種正確選擇。

主流批評格局中的穩健路線

沛德先生很早就是體制中人，現雖然已經退休多年，卻還是體制中人。他不僅是體制中人，而且還一直處于這個體制的中心地帶。作為“老作協”，他多年處在重要的崗位上。事實上，在進入中國作協之前，他已經處在這個體制的中心地帶。他對這個體制的忠誠是始終的，即便是在人生的黃金時代因子虛烏有的“泄密”而遭受二十五六年的不白之冤，他仍然還是這個體制的堅定的擁護者和捍衛者，始終不渝。這一點令人敬佩。

但我們從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主流文學批評的格局中，卻總能冷靜地面對在某一歷史時期發生的極端思潮，比較好地掌握了文學的方針政策，所發表的言論中肯而得體。我曾經在祝賀沛德先生八十壽辰的會議上有過一個講話，我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文學在本質上也是政治的，但文學又常常是與政治不合流。這是一種奇妙的關系，從古至今，莫不如此。政治有政治的原則，文學有文學的原則。沛德先生的意義正在這里：他智慧地平衡了這兩種原則。他在不失一個政治官員本分的前提之下，讀懂讀通了文學原則（這與他的學歷、專業和學養是分不開的）。他骨子里，流淌著知識分子的血液。他將政治原則與文學原則并不矛盾的部分分離出來，在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歷史作用、改造人性的作用時，很巧妙也很自然地與文學的正當功能結合在了一起。即使他的一些早期文章和他參與起草的文件，今天看來，仍然是合適的，是有利于文學的。我們要感謝這個人，因為這個人、這個官的出現，非但沒有使我們感到這種壓力，還使我們安心地享用了文學創作的樂趣?！?/p>

他在主流批評格局中走的是穩健路線。

他之所以做到這一點，除了我在上面分析到的原因之外，是不是還有這樣一個原因，就是：他對文學有著切身感受。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人曾經是一個有過文學夢想的人。而且，他已經走在了文學的大門里面。他發表于1948年《青年界》的《房客的悲哀》，已經是一篇頗有文學性的短篇小說，而發表于1950年《青年報》的《寫給媽媽》的詩也已經是一首純粹的詩。此后，他的文學夢一直在延續。他懂得何為文學，文學何為。正因為如此，他才如我們在上面說到的那樣，一直在強調文學的規律，一直重視文學的文學性和藝術性。

又要說到他這個人。他之所以在幾十年時間里走一條穩健的批評路線，大概也與他的穩重和寬厚有關吧？

贊賞也是批評的義務

我們翻看了沛德先生大量的評論文章，發現他對一個具體作家或是對一部具體作品而給予的都是贊賞之詞，我們還沒有看到他曾對一個具體作家或一部具體作品進行過批評。最多也就是一些建議。他有批評，甚至有嚴厲的批評，但只是針對一些文學現象。他總是很細心地閱讀這些作品，盡量找到這些作品的長處，然后給予贊賞。

當然，批評也是文學批評應有的，文學批評不能是一味贊賞，更不應該是浮夸式的贊美。但也不能為了批評而批評。同時我們還要明白：贊賞也是批評的義務，甚至是更重要的義務。對于值得贊賞的作家和作品，就是要不吝贊賞甚至是贊美之詞。

我想沛德先生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而對中國的文學鼓與呼的。

但他非常恰當地掌握了贊賞的分寸，絕無夸大其詞。而且他的贊賞都會贊賞到點子上。一切看上去都很令人信服。我在想，那些作家——特別是那些剛剛出道和欲要出道的年輕作家，在得到這些贊賞之后，會對他們未來的創作產生多么強大的鼓舞力量。因為他的位置在那兒，他的“話分”與一般批評家不一樣，同樣的話語一旦由他說出，就有了不一般的分量。換一個角度說，如果沛德先生總是對某些作家和某些作品發表嚴厲的批評，就會因為他所處的位置和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話語權，而對這個作家構成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也許是致命性的。

沛德先生很清楚這一點。

現在我們回顧一下沛德先生數十年間所進行的這樣一種批評，我們發現他的贊賞是正確的，并無失真之處。這些文章對那些作家，特別是對那些需要扶持的年輕作家的成長，有著非凡的意義。他們一定會在內心深處默默地感謝他。

如果我們追究一下這樣一種批評為什么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我們可以找到兩點原因。一是因為，他一直就在留心那位作家的寫作，他已了解了他的人生經歷、他的寫作準備、他的文學才華。他在未對他的作品研讀之前，其實已經有了預感、預測。二是因為，有些作家和批評家，都已經是“老人”了。他與他們相處已經有了許多年頭，對他們的創作和批評早就有了確切的水準判斷和價值判斷。比如評樊發稼先生那篇文章，其所言無一字虛妄，每一句都說的是事實。這篇短文，將樊發稼先生的批評成就和對中國兒童文學的貢獻高度概括，為后人研究樊發稼先生提供了明確的路徑。再一點，又要說到沛德先生的為人，又要再一次提及那個詞——寬厚。他是一個寬厚之人。這樣的人一般不會對某一個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發出那種嚴厲之聲的——他做不到。

一部尚未謀篇布局的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簡史

作家郭風在給沛德先生的信中曾說他在閱讀沛德先生的《龍套情緣》這本書之后的體會：“如說讀《龍套情緣》，似讀半部當代（中國）文學史，也許‘過分’，但我以為治中國當代文學史者，不可不讀此書，文學界人士不可不讀此書?！惫L只是在讀了沛德先生一本書之后所發的感慨，如果他讀了沛德先生的所有文字之后，又會發出何種感慨呢？我們不說中國當代文學史，我們只說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沛德先生的這些文字，是不是又是一種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簡史呢？至少是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的寫作者提供了豐富而十分重要的資料吧？他的書構成了一座資料庫。其實，將他所有的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字按時間之維進行一種排列，我們便會隱隱約約地看到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發展線索。

就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而言，沛德先生也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就他親歷全國文協改組為中國作協的全過程一項，我們就可以獲取大量含義豐富的歷史細節和信息。它們對于文學史寫作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材料。他與眾多具有文學史地位的作家之間的來往以及來往過程中的故事、關于文學思想的交流等，如果被文學史寫作者關注到，對寫出一部觸手可摸的文學史，無疑是難得的材料。

沛德先生后來的許多年，主要工作是與中國的兒童文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兒童文學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又是十分專業的中國兒童文學的研究者。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是與一個一個重要的會議聯系在一起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會議排列在一起，也就是這一段的文學史了。而這些重要會議——比如煙臺會議，有許多就是他參與組織的，他對于大會成果了如指掌。這些會議有力地改變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現狀，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對于兒童文學界所舉行的大大小小的會議以及各種活動，他都如大數據般有記錄。他有關兒童文學現狀和兒童文學現象的研究以及大量關于作家作品的評論，看似散點，但一個文學史寫作者如果將它們連接起來，再根據他所提供的若干線索，就可以鋪陳為一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簡史。

但要讓文學史的寫作者們意識到沛德先生的文字所具有的史料價值，可能還需時日，因為中國文學史寫作者們的寫作觀是需要調整的。所謂中國文學史，往往是格式化的作家簡歷加上作品介紹與分析——基本上是文學作品史。我們不太注意富有意味的歷史細節、趣聞軼事對于文學史的重要性，更不在意那些“內部資料”的價值。如果中國有勃蘭兌斯式的文學史寫作，也許我們就會有更生動的文學史，沛德先生掌握的這些資料就會變得炙手可熱。